究竟是娱乐至死,还是学术传播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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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娱乐至死,还是学术传播之福?

作者:何袁婕       来源于:家长学院

“学者明星”作为从人们认为沉浸在枯燥知识深渊里跳脱出来的学者。有人说,他们喧嚣的讲课声勾引了清修上进学者的功利心;有人说,他们玩笑般的说上下五千年打着文化的幌子,消费着历史。可是,真是如此吗?为何学者明星就仅限于“梦工厂”造出来的学者吗?学者明星化难道不是更多带来了是学术有效传播吗?

传递内容通俗化作为学者明星化的基础使得学术传播到达了其传播目的。不可否认的是普通民众难以接受枯燥乏味的专业讲座、理解晦涩难懂的概念理论。广电总局也在《关于积极开办原创文化节目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通知》中也表示文化节目要与优秀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美学情趣相得益彰。当杨振宁、霍金这样的顶级学者出现在百家讲坛,希望带给大众科学知识时,面对竟是小于0.15%的收视率。这样受众接受程度低的传播被称为无效传播。因此《世纪大讲堂》这类节目,采用大众认可的方式,以“学术也一样让人听懂”为宗旨,充分调动娱乐元素,成功吸引了观众兴趣。同时演讲隔断,画外解说词的演讲方式,幽默风趣的演讲风格也是引起观众聆听兴趣的利器,万献初的说文解字,日常汉字入手推知其他,从母系氏族开始讲解姓氏来源,使得大批观众开始关注汉字起源发展。显而易见,民众需要的是自我能触碰到的下里巴人,而不是高深莫测的阳春白雪。

学者明星化的传播方式满足了学者和民众的双重要求。对于学者而言,自孔子周游列国说道儒学到梁启超先生所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将学术知识传播给大众就一直是“曲高和寡”的学者们追求的目标。而明星化则给予了他们一个与民众齐平,不再高他们三尺的讲台,让他们更为有效的传播自身研究。对于民众而言,不是所有人都能走进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聆听知名教授的讲座,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袁隆平的报告里了解到如何种植杂交水稻更高产。而《百家讲坛》,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内容定位,让那些没法在大学课堂听课的观众得到知识的享受,获得同享知识的平台。《世纪大讲堂》,以学术也一样让你听得懂的节目定位,让科学学者们走下神坛传播基础科学知识,从而指导生活实践。

学者明星化的传播平台更利于双向互动交流与监督。通俗易懂但不失学术内涵的诠释方式给受众普及了学术知识。性文化学者李银河,在YY频道里良性传播两性知识,解答两性交往,给忸怩于传统思想的民众以新的滋养。而知识的普及就将引起受众的兴趣,刘心武“谈红学”节目播出后,一时间男女老少皆谈“红楼”,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地兴趣。并且平等开放式的传播,促进了交流与思考。抛一家之言,引百家甄别,《世纪大讲堂》以双向互动的形式,搭建了民主平等、自由的交流平台。学术观点的提出者与接受者共同解读学术知识,受众积极反馈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思考。

有效的知识传播也构建了学者们交流的桥梁,出现在综艺节目里的霍金不仅注重与大众的双向交流,更是对学者们说: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你们交流了,通过微博,我希望和你们分享我的生活趣事和工作心得,也希望能在互动中向你们学习。传播活动是双向性极强的社会活动,学者明星化的传播方式让受众在享受学术盛筵的同时发表评论、提出质疑,引导受众有志于学术研究;让学者们能够在轻松自由的网络世界里畅所欲言,纵横捭阖,创造出学术研究与学术创新的生命线。

学者明星或许因一时风潮而涌现乱象,但深思一番,学者明星其实早已有之,并且不论古今,不论形式,都很好的推进了学术的有效传播。

学者论学,一人言之岂不太过孤苦与无奈,才学与天齐高,不如拿到地上让众人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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